1871年创立的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100多年来为世界贡献了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电子的发现、原子模型的建立、射电天文学的创建、DNA双螺旋结构的揭示……一系列科学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发生在这里。1995年以前贝尔实验室每天产生1项专利，1995年以后每天产生的专利数是3项，自从他们的精神先驱贝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电话，至今他们领导着世界通信科技的进步。如果我们不认为他们的大脑天生比我们的先进，那我们真应当看看他们是如何协调、组织、激励不同的大脑，他们为什么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
在分工合作的大科学时代，科研的组织和管理在科技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科研团队中如何处理个人的位置和关系，如何发挥科学家个人的创造性并形成团队最大的合力，这是一个基本矛盾。历任卡文迪什教授的管理作风各有不同，但即使是以领导能力著称、“胜任新西兰首相也没问题”的卢瑟福，同样指出：完全自由地沿着有希望取得成果的途径进行研究的学术气氛，对于基础科学的进步是本质的。卢瑟福的弟子、科学学的奠基人J·D·贝尔纳说过：“一个实验室的内部效率在很多地方取决于它同其他实验室以及同国家和经济部门配合的有效程度，同时假如各实验室的管理方法有害于每个科学家工作的最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则任何大规模的科学组织规划不论是如何周密地加以设想和管理，都不会有多少价值。”
贝尔实验室的第一任研究指导阿诺尔德，上任时曾发表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演讲，他说：“我们一刻也不要忘记，就最本质的意义来说，研究是个人主义的……”关于个人和组织的关系，阿诺尔德强调，组织并非把一群人装配成同一个思想，而是让人们从不同方向联手支持探险者，以使他们抵达更远和更安全的地方。阿诺尔德的研究定义成为贝尔实验室的座右铭，对于发挥员工的创造性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从对待年轻人的态度，我们也可以感受世界著名实验室的气氛。卢瑟福告诫助手们，不要忘记许多青年学生的想法可能比他们的好，永远不要对学生的成功感到不快和嫉妒。他鼓励年轻人的新想法，并积极为他们争取经费。他直接培养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达11人，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研究生在他的关心培养之下经过两三年即做出重大成果。第5任卡文迪什教授布喇格憎恨那些将学生用于自私目的的教师，他说：“科学中最纯正的乐趣是看到青年人头脑中培植的思想萌芽，发展到前所未见的领域，并看到他的工作获得承认。”
“中国人脑子好！”多年来我们这样传说着。贝尔实验室的前任总裁斯坦泽恩（1999年10月卸任）在访问中国时演讲，也很知趣地表扬“中国有很多聪明人”，表示要在中国寻找“顶尖的人才”。
斯坦泽恩的话应当是真诚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贝尔实验室自1925年成立迄今，共贡献了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就有两位华人（朱棣文和崔琦），而且，据估计，华人已占贝尔实验室员工的10％以上———相信华人的聪明给这位总裁确实留下了印象。当然，我们注意到那些获奖的华人都是主要在美国受教育做研究的。
虽然诺贝尔奖不能作为聪明与否的标准，我们还是可以反问一句：中国真的没培养出诺贝尔奖级的科学家、没做出过诺贝尔奖级的成果吗？其实不完全如此。我在北大生物系读书时听老师说，当年（七几年？）国内科学家人工合成胰岛素成功，轰动世界，是大陆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机会，诺奖评委让中国方面提供材料，结果因为提交的候选人名单太长（据说诺奖规定一个奖项候选人不能超过3人），结果只能遗憾了。那些评委恐怕不理解一项课题为什么推不出3个以内的主要研究者，国内的有关领导也许同样不理解在攻关集体中怎么能突出个人，拿掉谁的名字好呢？
拿掉谁的名字好呢？这个问题至今困扰着我们许多科研单位的领导。成果的奖金分配名单上少不了坐办公室的乃至领导的司机、单位的清洁工；青年科技人员抱怨说，他们有好想法也很难申请到科研经费，为了立项，一些人不得不让某某领导的名字在论文和成果上面“挂帅”，虽然领导可能无力参与研究。拿掉领导的名字不好，所以慢慢地有些人对研究不那么热心了，或者带着自己的名字漂洋过海了。
要我说，中国科研人员的脑子至少肯定不笨，但组织管理聪明大脑的方法和宗旨有没有问题呢？读“世界著名实验室传记丛书”，我对这方面的东西就格外注意，我想知道卡文迪什实验室的论文是怎么署名的，贝尔实验室的奖金如何分配，那儿的年轻人能否申请到经费，他们如何交流思想、有没有政治学习，等等。
据说中国科学院的改革，最早就想借鉴贝尔实验室等世界著名科研机构的经验。但我们还缺乏对他们的深入研究，这两本书只是一个开始。 |
